新农村建设：在大地上画一幅自己能生活的画

新农村建设需改善农民社会关系精神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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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杂志 　作者：　日期：2007-1-22 10:38:07　浏览次数：1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而新农村建设则是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课题。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凝聚人心、造福国民且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业。

　　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层、智囊团到具体实施者，人们为这一盛事尽心尽力、出谋划策。千千万万富有理想、激情和聪明才智的青年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充当了生力军，充当了先锋队，其前途远大，大有可为。

　　他们的人生，注定将因参与时代建设而焕发出别样的青春魅力……

　　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处，无论我们生活在何种层次，无论我们抱持何种文化、思想，勿忘乡土，勿忘乡亲，中国广袤的田野上深植着民族的根！

　　诚愿更多的人为新农村建设出力——

　　走一条城乡合作的路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禹王台区副区长。

　　2006年11月6日，一场特殊的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面协商价格，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从这一步开始，中国将告别初期的、无序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这次价格听证会的策划者之一，就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原河南兰考挂职副县长、开封市禹王台区副区长何慧丽。这个听证会的背后，其实是一场从2003年以来就在兰考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试验。

　　跳出农门后又回到农村

　　1971年农历12月29日，何慧丽生于河南省灵宝县焦村镇罗家村，排行老四。家里一直经济紧张，生活拮据，家人平时从来不吃肉。8岁那年，父亲带她到灵宝县城，在街上给她买了一块价值两毛钱的猪肝，她当时边吃边流泪：我将来一定要住城里的高楼，不呆在农村。

　　逃出农村一直是何慧丽少女时代的梦想。1990年，她以三门峡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4年9月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硕士。

　　1997年，何慧丽到湖南省涟源市的一个村作了半年实证调查，写了题为《农村边缘化改造》的毕业论文。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大多数的人会留在农村，城乡之间要进行良性的双向互动交流，她提出要在农村开展“聚集运动”，把有效的人力、财力、物力留在农村。

　　1997年硕士毕业，何慧丽到中国农业大学工作。2003年SARS期间，农大与开封市市校共建，她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抓到第一手材料，自己也基本符合条件，就报了名。通过考核后，7月底，何慧丽到兰考挂职做了副县长。

　　2003年7月，温铁军在河北定州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发起20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二波乡村建设运动。10月中旬，印度克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创始人访问中国，何慧丽对该运动的许多提法非常着迷，认为新农村应当是“人人都是科学家，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哲学家”！

　　她陆续带领兰考县的一些经济能人、村支书到北京、河北定州学习，这些人回兰考后，在大李西村等14个村成立了文艺队，在南马庄、贺村等四个村成立了经济发展合作社。这些新组织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有两个妇女体形偏胖，平日里只是打麻将，走路头都晕。她们参加了腰鼓队，有个阶段脚肿了，鞋都穿不进去，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她们把原来的药瓶子都扔了。有一个妇女原来除了打牌就是睡觉，参加腰鼓队以后，没事就敲鼓，一打起鼓来以前的颈椎病、腰腿病啦都忘了，不疼了。腰鼓队还拆散了五到六桌麻将。

　　为什么要教授卖大米

　　南马庄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9月16日，有73户社员。2005年1月，在县农业局支持下，南马庄合作社的69户社员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并争取到农业部10万元资金支持，成为农业部无公害大米的生产试点。

　　在专家指导下，协会会员第一次自觉地、非常严格地执行无公害大米的生产标准。采用有机农药，药效不显著，便组织会员到田里捉虫；协会限制使用过量化肥，谷子进仓时，产量减少了大约15%。

　　销售一开始就遭遇挫折。洛阳一家公司来电话愿意以每斤1.9元的价格定购20吨大米，还跟合作社签订了销售合同，但合作社将大米送到洛阳，发现这是一个骗局，不得已把大米又拉回来，损失将近1万元。而在郑州米店一天只卖出几袋米，连守店人生活费都难以保证。

　　2005年12月26日，南马庄合作社独立监事长、村支书张砚斌带着10吨大米到北京，准备打开北京市场。大学生志愿者常竹青和张砚斌曾经到一个大型的批发市场推销兰考无公害大米，当他们拿出自己的认证文件时，米老板不屑地说：“这个东西谁没有？把你的大米拿来，你想要什么包装我都有，都有认证和标志。”而超市要收3万～5万元的保证金。

　　2006年1月2日，在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的乌有之乡书店，何慧丽组织了一场以卖大米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已经焦头烂额的她一开口就说想哭：“我第一想哭的是，我们农民闯市场为什么那么难；第二个想哭的是，现在的市场环境为什么那么混乱，我们城市居民餐桌上，为什么都有从农村来的有毒食品？”

　　“目前的市场机制有问题，市场链条太长无法控制，中间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压低成本，导致市场两端——市民和农民在作为生产者的时候，都尽量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卖给对方，结果农村人用着假冒伪劣产品，而城里人吃着有毒食物。”

　　“今天我们农民觉悟了，生产了无公害的大米，带着善意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平时都同情农民，都关心农民，都说农民可怜，现在是该拿出实际行动支持农民的时候了。”这一天，乌有之乡书店的读者购买了400斤大米。

　　2006年1月3日，北京竞报率先以《教授北京卖大米遭冷遇》为题报道何慧丽帮南马庄卖大米的事情。随着更多新闻媒体的加入，“教授卖大米”成了2006年的一条热点新闻，许多北京市民找到乌有之乡书店，购买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第一批送到北京的10吨大米很快告罄。

　　走一条城乡合作的路

　　2006年1月21日，南马庄大米进入北京宣武区半步桥亨达万隆农贸市场销售，开了个专卖店，但这个店开了后，看的人多，买的人少。3月16日，南马庄大米进入北京华联超市和朝阳百货的商店，销售逐渐步入正常。

　　大米进了超市，顾客要买大米还得通过超市，如果哪一天和超市的关系发生改变，受影响的还是农民和消费者。寻找一种可持续的方法卖大米，是何慧丽面临的最大问题。

　　2006年4月28日晚上，著名学者温铁军、汪晖、黄平、黄纪苏、祝东力、韩德强、何慧丽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各交100元给南马庄农民，各认购半亩南马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无公害大米。截至7月底，一共有79户市民和单位承包了145亩地。合作社专门成立“购米包地小组”，户对户生产，还将包地者名字写在田埂上。

　　“购米包地”是一个开放的合作方式，通过将消费者和生产者一对一结合的方法，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吃的大米是谁生产的，能够放心；也让生产者知道自己生产的大米将要卖给谁，避免了市场风险，从而安心。如果消费者希望知道整个生产的过程，可以直接和生产者联系，或者组织消费者参观团参观，而传统的商业流通模式是不透明的，市民纵有再多的钱也无法获知产品的准确来源。

　　“购米包地协议”不包含大米的价格，而是到年终收割的时候召开价格听证会，由市民和农民面对面来定价，避免开始定价时的盲目，也避免市场风险。

　　2006年国庆节期间，何慧丽等人组织消费者到兰考参观考察的“北京——兰考城乡互动第一团”活动，共有21人参加，许多人还到稻田里参与了割稻。11月6日，无公害大米的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市民帮农民抬米价，每斤大米定价2.5元。11月29日，何慧丽主张建立以专门负责促进城乡互动合作的“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揭牌，一条城乡合作的道路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同题问答

　　记者：你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何慧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很重要。它不只是让农村增收，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不让城乡差距太过悬殊；建设好农村，可以保证粮食安全，让社会更稳定和谐；建设好农村，万一发生经济危机，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新农村建设是希望中国发展回归中国，回归本土。新农村建设其核心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一种重合作，重生态，低消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回归中国传统文明。

　　记者：在你的亲身经历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慧丽：新农村建设这个事业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痛苦。兴奋的是这个事业有前途：通过农民合作自助与城乡互助，可以把农村好的能量释放给城市，把城市多余的能量释放给农村，其实就是以城返乡，以工补农。痛苦的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人群力量现在还很薄弱，几乎每一件事都在赔，赔时间与精力。所以，希望在政府指导下，全社会发动起来进行新农村建设。

　　记者：你认为新农村建设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从哪些环节入手？

　　何慧丽：巩固村里的组织，农民民间组织，比如老年人协会；加强硬件基础建设，比如小学校舍，沼气池；加强城乡交流互助，三级政府真正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采访 蒋晔 文/图 黎光寿)

画一幅能在其中生活的画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2日09:26 中国青年杂志
　　孙君，画家，生态艺术家，现任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主任。

　　孙君当过兵，在采石化肥厂烧过锅炉，从事过12年的美术教育，是画家，曾任马鞍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两次入选全国美展，参加过全国拍卖，著有《孙君画集》。他长期关注和从事农村环境问题，是农村环境教育的实践者，中国倡导并组织实施农村实行垃圾分类第一人。

　　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番话：我只是一个画家，一个因画生态画而涉及到环保领域的人，第一次把我画在画布上的生态，画在了农村的黄土地上。这些年来，有人说我在做乡村实践，有人说我做的是乡村改革，我说都不对，应该说，我还是在画画……我想画一幅很大的画，一幅我和村民能生活在其中的真画，那就是我的梦想。

　　画一幅真实的画

　　“老师，我看到的大同乌烟瘴气，根本就看不到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你画得那么美丽？”老师对正在迷惑不解的孙君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也要高于生活。”
这是孙君在山西大同写生的一个场景。他出生于安徽铜陵，1997年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后来他去山西毛家坪写生，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毛家坪在黄河边上，毛主席曾经在这里指挥过八路军打仗。黄河冬天河床狭窄，几乎断流，似乎一步就可跨过去。当时的毛家坪，有一股苍凉之感。

　　孙君笔下的黄河像鸡肠子一样弯弯曲曲，而老师和其他同学画的黄河却汹涌奔腾。他不解地问老师：“我看到的黄河，就是这样细细的弯弯的一条小河，你们为什么画成那样？”老师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应当有母亲河的气势。”孙君说：“你们画的黄河，是一条想象中的黄河，是假黄河，我画不出这样的黄河。”

　　北京地球村成立以后，孙君去听廖晓义、汪永晨等人的讲座，知道了环境污染导致了大同的乌烟瘴气，过度砍伐导致了黄河的生态危机，导致了黄河断流现象。1998年，地球村有关负责人请他帮忙画六幅环保宣传画。在创作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自己长久以来想表现的内容、语言、风格和艺术的社会价值，渐渐了解了人、自然、环境和发展之间的文化与文明。与地球村的接触给孙君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他决定做一个以环保为题材的画家。

　　1999年，孙君走进地球村所在的北京延庆堆臼石村与同事一起实行垃圾分类。许多专家和城市垃圾分类的倡导者、实施者都说他：“你在开玩笑吧？”媒体当时也一再称这样的行为是“乌托邦”。尽管如此，被村民推选为村长的孙君在这里指导村民用太阳能发电，还建设了环保厕所和沼气池。

　　在孙君的参与下，堆臼石村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0年的不到2500元上升到2003年的5000元。

　　2000年，孙君参与组织和策划了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中国行动”，并创作了2000年地球日主题油画《家园》。这幅画被印刷了70多万张在全国各地散发。由于地球村只是一个开展环境教育的民间组织，孙君希望在现实中让村民学会垃圾分类，实现一个绿色的新农村。因此，2003年，孙君离开了地球村。

　　优秀画家在大地上绘画

　　“红十字关爱人类，绿十字关爱自然。”孙君离开地球村以后，创办了自己的组织“绿十字”，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试验点，专门作垃圾分类的实验。

　　2003年夏天，应民间组织“绿色汉江”之邀，孙君考察襄樊地区的生态环境而来到谷城县的五山镇。这里属于汉江流域，离丹江口水库不远，是“南水北调”源头地区，近年来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污染。2010年将要调走30%的水量，水调走后，河流自清能力下降，污染将会加重。

　　这是孙君离开地球村以后考察的第279个点，镇干部非常热情，不像其他一些地方的干部那样一开口就要钱，而是耐心仔细地倾听孙君讲述垃圾分类的做法和好处。孙君听了镇干部对南水北调正式开始以后将会遭遇困境的描述，心里很难受，“我们京津地区是‘南水北调’的受益区，五山却成了受损区。我总觉得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几个月后，孙君再次来到五山镇，当地农民提出，要是孙君能帮他们搞建设，他们就按照孙君提倡的把垃圾分类。2004年3月15日，堰河村村民开始垃圾分类。每家门前都有两个垃圾桶，垃圾桶都是废弃的塑料桶或铁桶，上面用油漆写着“干垃圾”“湿垃圾”。一个月后，整个村子不见任何乱丢的垃圾。

　　五山镇被五座山环抱，形成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里盛产茶叶，但是各家各户互不往来，也出现过一些不良的生产行为。孙君到五山镇后，经过调查，觉得需要建立一个所有人的精神信仰，便按照天干地支选取吉日，由五山镇所属各村分别选出村里最有威望的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五山顶上各取土九斤，从五山脚下各取水九斤，放到中间的一座山顶上建成茶坛。县乡领导前往开坛。

　　“原来这里的人是互相不来往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各个村的人感到有一种血脉的联系，大家亲近起来。”孙君说，茶坛开坛以后，这里人的精神好像就有了依托。

　　许多村民建新房子都是按照统一的图纸施工，安上瓷砖，厕所也不修在家里，既浪费又不美观也不实用。开群众大会时，村民提出：“孙老师，我们想建那种领先100年的房屋。”孙君就问：“什么房子才是先进的房子……”他开始给村民设计房子，建议村民不用再贴瓷砖。现在，孙君设计的小楼，在堰河村自成一景。

　　2005年夏天，笔者曾经到过五山镇堰河村。穿过林荫小道，地上清洁无垃圾，垃圾都分类存放在垃圾池里，许多可回收的垃圾已经被小贩回收，不可以回收的玻璃碎渣则被堆放一处，堰河村的溪水清澈见底。

　　画一幅能生活在其中的画

　　在城市搞垃圾分类非常难，因为市民没有那么多空间来为垃圾提供分类，相互间也不认识，市民对于居住在哪一个社区的感情也不是特别强烈。“而农村不一样，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在同一个地域居住了很多年，都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因而能够爱护这个环境。”

　　“我们都在说文明，但文明的希望在哪里？”孙君说，“中国最有希望的文明，将会在农村产生，这是一种和谐的文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和谐的文明。”
在孙君的实验中，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参与。五山镇书记、镇长等领导多次前往现场指导，谷城县、襄樊市和湖北省有关领导多次到五山镇视察，给孙君提供帮助和支持。世界银行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也在进行调查研究和推广。

　　2006年5月，孙君120万字的《五山日记》出版，此书记录了他在农村作环保建设的心路历程。现在，孙君正应一些地方政府的邀请，在江西、东北和北京市昌平等地的农村开始新的项目。

　　同题问答

　　记者：你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孙君：这百年最惠民的政策，是中国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开始，新农村建设从表面上看是一次乡村建设，其实我以为是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对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战略调整。中心就是从生产发展逐步引向生态经济，倡导先生活后生产发展方向；从市场经济过度到生态与循环经济；从简单的精神文明走向一个自信、协同、公平、奉献的乡村自治新农村，从而改变现阶段都市与乡村人的经济观、生活观和价值观。

　　记者：在你的亲身经历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孙君：一方面农民积极性很高，一方面因地方政府在规划、生产、生态、文化等方面知识严重滞后，对中央20个字理解出入很大，造成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理解为等、要、靠。一些干部不能深入村乡生活，干部是住在城里，生活在城市，他们用城市的经济与发展速度来规划农村，他们不了解农民想什么，能做什么，而我们又能给他们什么。

　　记者：你认为新农村建设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从哪些环节入手？

孙君：一、财力有限，民力无限，需要公众参与群策群力；二、公众要参与新农村建设规划: 我们是要建农民生活与生产的新农村，不是要建我们干部要看要参观的新农村；三、从小事做起: 教农民剪指甲、洗手、晒被子、清洗抹布、建卫生厕所、垃圾分类……没有小事就没有大事。

新农村建设重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2日09:26 中国青年杂志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记者：请讲述一下你下乡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经历与故事。

　　贺雪峰：2002年底以来，我一直主持湖北六个村的乡村建设实验，主要是村庄公共工程建设实验和老年人协会建设实验。我们希望通过从外部输入资源，来激活村庄内在的积极性，从而促成村庄发展。村庄公共工程建设实验主要是水利工程建设，是在湖北荆门五个村进行的。我们为每村投入4万元经费，由农民民主讨论确定项目，民主监督管理项目资金的使用，这些项目往往在当年就为农民减少了超过投入经费的经济损失。这既说明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益很高，又说明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是，为什么如此有效的公共品投资，各级政府或者农民不去投资建设？老年人协会建设实验是在湖北荆门和洪湖四个村进行的，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为每个村修建了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二是帮老年人协会建章立制，选举产生了老年人协会领导班子，三是做一些日常性的指导工作。我们保证每年为每个老年人协会按每个老年人一天一角钱提供日常运转经费。自2003年开始建立老年人协会到目前为止，四个村的老年人协会均运作良好，老年人说，有了老年人协会，时间好过了，心情舒畅了，身体也变好了。

　　记者：你怎样看待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贺雪峰：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背景是，中国有9亿农民，在未来数十年的高速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人、财、物资源都会流出农村，流向城市，这样就会造成农村的衰败。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加大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就可能缓解因农村衰败所引发的危机，就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基础。

　　记者：在你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亲身经历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贺雪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可以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来描述。另一方面，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农民的主体性越来越缺碎，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正在被消费主义所摧毁，农村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和社会性危机。这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构成了当前农村的最大悖论和矛盾。

　　记者：你认为新农村建设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贺雪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农村社会和文化问题上面。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新农村建设要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并举，是中央首次将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要改善农民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状况，是要重建农民的主体性，是要建设一种人与人和谐、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的新格局。

　　新农村建设要重点从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着手，因为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尚需很长时间，农民事实上很难从农业和外出务工经商中获取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民收入不能快速增长，并非农民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甚至并非农民收入不能有所增长。但是，温饱问题解决后，生活质量却不一定同时提高了，因为当前的农村出现了人际关系解体、社会道德不良、精神生活空虚的问题。因此，在已经解决温饱的前提下面，增加农民福利的措施就不仅仅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还要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方面来增进农民的福利。也就是说，在收入增加并不快的情况下，通过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使农民的福利水平得到较快的增长。这种强调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希望的新农村的未来蓝图是什么样的？

　　贺雪峰：我希望通过新农村建设，在农村人财物资源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农村仍然保持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的局面——即使水平较低的和谐局面。

新农村建设“新”而任重道远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2日09:26 中国青年杂志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新农村建设试验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记者：2005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这项政策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温铁军：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一部分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2005年中央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这应当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背景。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在世贸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以应对国际竞争，这也是新农村建设考虑的一个方面。

　　记者：新农村建设的“新”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温铁军：我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城乡差别越大，农民就越会为了短期的收入增加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既难以形成城市的食品安全供给，也破坏农村生态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就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倾向，全社会都来更加关注并致力于农村的综合发展。其二，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等问题日趋复杂。我们应逐步建立起比较符合农村实际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渐把在城市中已经相对过剩的社会文化资源引向农村，适当地引入外来志愿者帮他们提供一些卫生知识、文艺知识等，帮助农民把各种社会文化组织发展起来。其三，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在很多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农村大都是风光秀美、有幸福感的地方，很多城里人有向农村回流的意愿。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应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应该重新恢复农村本来就拥有的田园风光，农民应该生活在一种相对比较和缓，比较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让一些精神紧张、不堪污染的城里人被田园诗般的农村所吸引。

　　增加财政投入，发展合作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财政对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也逐渐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现在有2.12亿农户，国家资金难以满足大量小农户的分散需求，只有在农村形成必要的承接投资的组织载体的条件下，才能把国家的支农资金落到实处。因此，各地必须转变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目标，把工作重点下到基层，努力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创造条件，才能落实中央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要求。

　　记者：新农村建设需要遵循哪些规律呢？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温铁军：应当有几点：第一是文化建设，这项工作收效最高。我们如果直接就以经济方式进入，农民在形成合作社组织之后的锻炼期可能会产生很多摩擦，很多麻烦。一个文化组织最开始的投入不过一两千块钱，一年的维持费用不过几百块钱。第二是联合购销，这项活动风险最小，这是考虑到现在商业环节所占的利润过高。这几年政府通过减免农业税给了农民400多亿的好处，生产资料连续涨价又把400多亿全吃回去了。如果能让农民联合购销，就会相对减少开支，这也意味着农民增收。第三是资金互助，这项工作能带来合作组织的凝聚力，但是，必须在形成有效的合作社内部监督条件下，才能推进农民的资金互助。第四是城乡互动，光有农民的联合不行，合作社规模小还是经不住市场的冲击。因此需要在城市居民中组织消费合作社，只有实现城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让农民的合作与城市的市场对接，新农村建设运动才能持续下去。